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春节是团圆的节日，放下烦恼、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奔波的中国人的期盼。然而近年来，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“盼归”变为“恐归”。
归途艰辛“身心俱疲”
“路上花时间，奔波耗体力。”董莉就职于北京一家证券公司。她7年前从贵州毕节到北京读书，并留下工作。每年期待春节回家团圆，但归途的舟车劳顿也让她头疼。
董莉告诉中新社记者说，北京到毕节必须经贵阳中转，前半程火车要坐30个小时，到贵阳后还要再坐3小时汽车才能到家。且不说拥挤不堪、如厕不便，“7天假期，4天都耗在路上了”。
向火车“一票难求”投降，董莉工作后选择订机票回家。“太贵了，犹豫了一两周才下手”，她抱怨说，北京到贵阳的单程机票要1900元人民币，“一来回都能买个iphone4S了！”
囊中羞涩“财政吃紧”
开销太大是许多人害怕回家的又一原因。这几天，孙光远正盘算着过年回家的花销。孙光远是一所大学里的“小青椒”(青年教师)，家在河南驻马店。他2012年刚结婚，按照风俗，今年过年得开始派红包了。
孙光远月收入8000元，在北京日常花销尚可，但回家过年就遇“赤字危机”。“孝敬双方爷爷奶奶、父母，至少就得1.2万元”，刚刚结婚的他们还要给小辈发“压岁钱”，两家侄子等“亲小辈”就有9人，预算1800元。此外，两家共7个伯叔姑舅姨送礼又要花去至少1400元。
除了上述花销，还有来回路费、请客吃饭，小两口过年至少花销两万元。孙光远叹道：“还真有点怕回家过年！”
亲友催婚“不胜其烦”
“又过了一年还‘剩着’，过年回家，爸妈天天安排相亲啊！”家在广东珠海的郑怡有点欲哭无泪。
今年25岁的郑怡从小就是父母的骄傲，毕业后进入外资律师事务所工作，月薪近4万元。但如今仍然单身的她在进入适婚年龄后，“榜样”的地位逐渐消失了。
“根本没有时间认识男生、培养感情”，郑怡“吐槽”说，由于律师工作强度大，同事女性偏多，遇见“优质靠谱男”的几率实在太小。所以过年回家，父母不仅天天给她“洗脑”女大当嫁，更是抓紧时机安排相亲“创造机会”，这让郑怡着实有些“恐归”。
成就汇报“压力山大”
2012年春节是吕宋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专业，他顺利入职一家国有化工企业从事研发工作，拿到令父老乡亲无比羡慕的北京户口。
“在他们眼里，上了清华就应该进党中央，进了国企必须能当领导啊”，吕宋蹙着眉头，一脸惆怅。去年春节一到山东老家，乡亲们就纷纷赶来“瞻仰”这位“北京人”，前后询问他在“帝都”的“宏伟作为”，言语充满羡慕与期待。
殊不知，“北上广”(北京、上海、广州)看似光鲜，其实甘苦自知。吕宋每月工资税后约4500元，现与同事合租公寓，仅房租每月就花掉2000元，日子过得着实紧巴。吕宋烦恼着，仍挣扎在“温饱线”上的他，今年过年时如何给乡亲们一个“交代”。
记者发现，目前“恐归”情绪已渐渐在年轻人，尤其是“80后”一代中蔓延。而平日只需“应对”无需“直视”的收入晋升、结婚生子等话题，在春节回家时却无法再隐藏，因而成为焦虑的集中爆发时点。
随着“80后”先后步入“三十而立”的人生阶段，专家指出，从“孩子”突然肩负起成年人“上下打点”的责任，需要时间，亦需年轻人自己积极调整适应。
此外，有专家指出，由于城乡差异太大，太多年轻人奔赴“北上广”谋生，其家乡亲友亦对“北上广”抱有过高幻想。亲友期待难以达到，加之繁文缛节，年轻人过年回家的经济压力无形增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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